中国印刷术经历代发展，“至明而达于极盛”。《诗经》评点的产生和发生影响也有赖于印刷技术的发达和印刷业的兴盛。《诗经》评点的雏形是与传统（诗经》注疏体例或科举用经书的高头讲章体例密不可分的，因此版面往往分为上下两截，又因为上截眉批常用细密小字，下截有双行夹批、旁批、圈点等版面形式，要求的刻板技术难度就比前代高出许多。印刷业的兴盛使得各种评点书籍大量出现，从小说、戏曲，到史、子、集各部，再蔓延到经部，从而也带动了《诗经》评点的刊印出版。
戏曲人物的图像
最能体现《诗经》评点与印刷业关系的，是晚明套版印刷的出现。据考古发现证明，元代中国就已经发明了套版印刷术，“到了明末，湖州闵、凌两家才把这种印刷技术发扬光大，由两色而发展为三色、四色，甚至五色，这在色印史上是一大进步”这种套印的评点本，“斑斓彩色，娱目怡情，能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而闵、凌两家所刻版式特征大致相同，王清原先生对此进行过总结:闵、凌刻书绝大部分是套色印刷，其版式、特征也大致相同，
如：一、四周单边，中间无竖直界行；二、评者只一人的，朱黛分之，评注有多人者，以颜色区分评家；三、汇集各评家之本，以主要评家为一色，其他个评家为一色。当然，也有个别套色印本评家诸多，不明其分色的意义；四、正文一律用仿宋印刷体，规格工整；评语、旁注用手写体，版面疏朗、悦目；五、版书多为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或半叶九行、行十九字，但也有少数例外者当然，这种套印本的出现是以印刷业的发达为前提条件的，而且也要有雄厚的资本来支撑。
叶德辉的图像
如叶德辉所说：“然刻一书而用数书之费，非有巨赀大力，不克成功。”套印这种形式，虽然一般认为起源于元代，但直到明代前期，都一直极少用于刻书业，如明代前期徽州就有套印技术，但一般都用于版画刻印。真正使这一先进技术大量运用于刻书业的，实自吴兴闵、凌二家。周兴陆《明代吴兴闵凌套印与诗歌评点的传播》一文除了详细考察了吴兴闵、凌二姓关系外，首先理出了吴兴评点刊刻之兴衰：“万历初期，吴兴凌氏刊刻评林系列方历后期至天启年间，吴兴闵、凌竞相出版套印本，形成出版高潮；天启末崇祯初，吴兴刻书戛然而止。”
《诗经》里的图像
明泰昌元年闵氏刻三色套印本钟惺《批点诗经》明万历四十八年闵氏刻朱墨套印戴君恩《读风臆评》明崇祯三年凌氏刻《孔门两弟子言诗翼》目前能见到的六种明末出现的《诗经》评点套印本，有三种就是闵、凌两家所刻。套印技术也并非闵、凌两家独有，如更早的孙鑛三色套印本《批评诗经》即为明万历三十年天益山所刻。而以上所列，都是《诗经》评点中最早而又最有影响力的几种，因此可以说，印刷业的进步和繁荣无疑为《诗经》评点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和传播上的条件。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商业上的营利目的是印刷业和《诗经》评点相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因。
闵、凌所刻之书籍，在当时是非常有名且受欢迎的，甚至有“天下无不知有凌氏书”的说法，“吴兴朱评书籍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由此可见市场需求是很大的，这是套印书利润的泉源。《诗经》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必然在刻书业的规划之内，而与套印形式相配合的最佳内容无疑是评点，所谓“经传用墨，批评以朱”，那么刻书者和评点者的联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可以说评点的最早出现纯是有感而发，顺手而成，不存在功利甚至商业的目的，但《诗经》评点的出现却是例外，因为它的出现是在明末，正值刻印评点书籍牟利成风的时代，必然会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与刻书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晚明戏曲人物的图像
借助刻书业的发展，评点的体例较成形之初的南宋更加完备，这对于《诗经》评点无疑也有影响。晚明是评点之风盛行的时代，文人读书，多有以评点佐其学习者，如孙鑛就习惯于读书时加以评点，他在《与吕甥玉绳论诗文书》中道：“看必动笔，如此不惟心细所得深，且异日足有所考也。闻之昔人云，再看时，别换一色笔。如此，亦自一”这也可以从习惯性这一视角来理解孙氏遍评群经的行为。晚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评点非常盛行，这对于《诗经》评点产生也有刺激作用。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附录《20世纪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总目》共提供了220多种小说评点，可见小说评点的兴盛。
很多小说家或小说评点家本身也评点过《诗经》，这一点在凌濛初身上表现得较为显著。他既是小说家，创作了“二拍”，又是评点家，评点过戏曲和《诗经》，还是出版家，在多色套印方面做出过贡献。其实晚明由于出版印刷的催生，不仅通俗文学的评点大行其道，传统诗文的评点也大量出现，一时间评点行为汇集成可观的大潮。这种潮流所过之处，《诗经》岂能不被裹挟其中？晚明 会还有一个因素也对《诗经》评点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是文人的市场化行为。究其原因，也与心学影响下的 会思潮相关。
晚明戏曲的人物图像
心学不仅使得时代思潮有了求真和尊情的趋向，也使得文人在内心的自省探求方面往往有矫枉过正的情况出现，派生出重视享乐和实利的心态，可以称为“俗世情怀”。因为重视实利，就促使文人开始走向市场，竞逐物质利益，爱物爱财不再是文人以为羞耻的字眼。加之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条件，文人卖文取利的现象便大量出现。明代文人别集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墓志、碑铭、行状、上梁文、寿序、送行序、家谱等俗礼应用文章的大量出现。
而且时间越晚，此一特征就越明显，名气大的文人此类文章也相对更多。如万历年间汪道昆的《太函集》，这类文章就有六十二卷，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三“汪道昆”，条记曰：“闻伯玉（汪道昆字）晚年林居，乞诗文者填户，编 松牌，以次给发，享名之盛，几过于元美。”求文都到了排队等候的境地，可见风气之盛。关键是这种文章并不是义务付出，而是有偿劳动，收取的费用当时称为润笔。其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卷一中就有一条记载，其颇能说明当时润笔的风行：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
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的记载选词
马怀得言：曾有人求文字于祝枝山，答曰：“是见精神否？”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曰：“青羊绒罢。”这段记载谈到的桑思玄、孙思和、都南濠、祝枝山等人，都可谓学林名士，却已丝毫没有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君子作风，毫不掩饰对于金钱的欲求，这在前代是少见的。除了这种变相的卖文以外，文人的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与出版商的结缘，甚至文人自身兼作出版商。出版商为了增加图书销量，应市场需要，雇请许多文人对前人著作进行评点，如吴兴闵氏、凌氏两大印刷家族，都组织过大量的图书评点或辑评工作。
目前《诗经》评点中最有影响的钟惺《评点诗经》两家都有刊刻，戴君恩《读风臆评》也是闵氏刻印，甚至凌濛初本人也有《诗经》的评点，即《孔门两弟子言诗翼》。而这几种评点本都是《诗经》评点中最早且最有影响的成熟评本。这些评本都或多或少与文人的求利行为相关，这种文人的“俗世清怀”正是主要在心学影响下形成的 会思潮的产物。综上所述，经书的评点、心学思想、市民思潮、文人市场化行为等这些 会文化思潮的各种因素，都对晚明《诗经》的接受产生过大的影响。一方面，催生了《诗经》文学性评点这种《诗经》学上新的批评方式；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批评内容本身。
戴君恩的图像
总之，在《诗经》评点的发生和发展中，一方面，晚明的新思潮为其提供了精神层面的支持，使其有突破传统局限的可能，形成重视情感和内心感悟的批评特质；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种种因素，又对其造成了形式方法及市场需求的影响，使其烙上了科举和市场的印记。除此之外，印刷的发达和评点体例的完备从硬件和软件上提供了条件，评点风习又浸润始终。因此，《诗经》评点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的合力造成的。这种合力是复杂而独特的，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无法割裂。
参考资料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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