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房事件”带来的反思
上周，韩国爆出集体性剥削案件“N 房事件”。“N 房”是2018年下半年开始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开设的多个虚拟色情聊天室。以赵周彬（代 “博士”）等为代表的犯罪者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向受害女性索要资料、照片、视频，在聊天室发布，部分受害者遭受性侵、性虐待的视频也被上传。据韩国媒体 道，74名受害女性中还包括16名未成年人。与骇人听闻的犯罪手法相对应的，是多达26万的会员人数，注册会员以比特币的形式支付会费进入房间。
“N 房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赵周彬。
事件在国内被 道后，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议，主要集中在韩国 会文化土壤、普遍存在的性别对立以及技术是否助长了犯罪等几个方面。就在对N 房此起彼伏的议论中，《新京 》3月28日发布了针对国内版“N 房”的调查 道，曝光了多家儿童色情 站，其中一家会员数达800多万人，另一家三四分钟就增加一个会员，由于服务器位于境外， 站涉事人员难以被找到，目前有关部门回应称已经开始组织核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N 房事件”背后牵涉的诸多问题的探讨更具有了现实意义。
韩国女性的困境
该文指出，近年来韩国屡屡爆出性丑闻，从张紫妍自杀案到到具荷拉被性爱视频威胁自杀事件，“性别暴力就像海面下的冰山，看不见，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按照韩国人口计算，“N 房”的26万会员意味着，大约100名男性中，就有一人参与了这一事件。
《人物》杂志日前发布的 道“N 房里的罪与伤”中的一个细节，可以作为司法不作为助长性犯罪的佐证：去年一名25岁的大学生第一次看到N 房后，冲击之下选择了 警，然而警察并未予以重视，此后该名大学生从举 者渐渐变成了观看者，最后变成了性剥削的主导者。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也是性剥削的合谋。在薛秦看来，“N 房”的施害者在聊天室进行情色贩卖牟取暴利，付费观众之所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只是交了费用观看正当的成人内容”，体现的就是消费主义的主张，“只要付了钱，就有权享受商品。”
厌女与恐男
韩国民意认为26万名观看者同样是这起集体犯罪的共谋，民众向青瓦台情愿要求公开犯罪者信息和N 房注册人员名单。然而认为观看者无罪的男性不在少数，上面提到的认为自己支付了费用所以是受害者的韩国男性更是有意无视受害者遭到的胁迫，强词夺理地认为上传自己身体视频的女性才应该受到处罚。这类歪曲事实的言论背后，是舆论场上愈演愈烈的性别对立。
侯虹斌在上述文章中将韩国 会广泛存在的对女性的性剥削总结为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所说的“男性同性 会的厌女症”。这种厌女症是男人因群体尊严而产生的盲目从众的厌女心理，这些男性为了获得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性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对于N 房和其他性剥削案件的参与者而言，他们追求的并不是性本身，“而是通过共同的性虐待和性羞辱，得到男性之间的认同和赞赏。”
《82年的金智英》海
至于为什么 络上的男性比现实生活中的糟糕，书单君认为存在“沉默的螺旋”，在小部分男性发表不当言论的同时，大部分男性选择了沉默，而在犯罪事件中，保持沉默就是助长犯罪者的气焰，“这种时候，男生不是作为一个男性，‘替’女性发声。而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正常人，为自己发声。”男性与女性绝非对立，应该理解彼此的环境、经历和生活体验，通过真诚理性的沟通去解决问题。
技术是中立的吗？
“N 案”事件中Telegram和比特币的匿名性等特点，使得技术是否沦为了犯罪的帮凶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之一。上文提到的戴桃疆在分析事件的成因时认为，科技在其中扮演的是最微不足道的角色。她指出，在互联 时代，针对未成年人的 络性犯罪已经成为愈演愈烈且无法根绝的世界性问题。而在“N 房”之前就已经存在基于即使通讯手段传播儿童请剥削视频的案例，而类似的性剥削还存在于各种视频 站和 交工具中，不能单从匿名性和虚拟身份推导出技术使人突破道德底线。
王笑哲指出，兰达姆的虚拟世界与加密通讯平台telegram在形式上非常相近，主犯之一的“博士”赵周彬与当年的“邦格先生”在技术能力、教育背景和犯罪手段等方面也十分相似，只是从虚拟空间延伸到了现实世界。和Telegram在面对信息公开申请时的抗拒态度类似，兰达姆事件发生时也有观点坚持“技术无罪”不同意驱逐“邦格先生”。在僵持之中，“邦格先生”进入了房间，回答了行为的动机：“这是我称之为思想极化的一次心理设置，正因为这里不是现实生活，快感才更加剧烈。不过是对我的现实存在毫无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罢了。”这种心理和赵周彬在媒体镜头前的表现也有相似之处。而事实上，“邦格先生”背后也不是一个人，而是纽约大学某栋宿舍楼内一整个楼层的男生共用的账 ，和N 房的26万观众类似，兰达姆事件也是由一群人共同实施的。
文章还指出，N 房事件中的26万参与者并没有因为技术提供的匿名性制止犯罪，技术的便利只是精简了性剥削的交易过程和共犯的脱罪成本。“互联 技术与男权文化的合谋，似乎是一条无从折返的甬道……”
新冠病毒与资本流通
同时，爆发区甚至不再由传统政体组织。不平等的生态交换将最严重的破坏转移到全球南方，已经摆脱了由单一国家主导的帝国主义，形成了新的复合体，农业综合企业正在将其榨取主义的（extractivist）运作重新配置为跨不同规模领土的空间不连续 络。例如，一系列基于跨国公司的“大豆共和国”现在遍及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新的地理学体现在公司管理结构、资本化、分包、供应链替代、租赁和跨国土地合并方面的变化。这些跨越国界的“商品国家”（commodity countries）灵活地跨越了生态和政治边界，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流行病。
这种“野生”病毒部分地受到热带森林的复杂性控制，但是热带森林的生态系统由于资本主导的森林砍伐而急剧地减少，而在城郊发展又面对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的不足。许多野生动物中的病原体与其寄主物种一起消亡，但也有一部分开始在易感人群中传播。紧缩计划和不完善的法规常常使城市更容易受到感染。即使面对有效的疫苗，最终爆发的疫情也表现出具有更大的范围和动力学，更长的持续时间的特征。这些病原体曾经是当地的溢出（溢出指的是病原体从旧有种群库传染到新的宿主种群，比如从畜到人，至少有60％的新型人类病原体是通过从野生动物传播到当地人类 区而出现的），现在是通过全球旅行和贸易 络进行传播的流行病。
在这种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疟疾和黄热病等都已急剧转变为区域性威胁。它们突然从本地溢出（在偏远地区从野生动物传播到本地村民）发展为感染了成千上万的首都城市。在另一个生态学方向上，即使是通常和病害长期共存的野生动物，也正遭受反冲。它们的种群由于森林砍伐而支离破碎，新大陆猴（New World monkeys）已经和野生型黄热病接触了至少一百年，但它们的群体免疫力正在丧失，数十万猴子死去。
埃博拉病毒显微照片。 新华 图
尽管是无意的，整个生产线都是围绕加速病原体毒力进化和随后传播的实践进行组织的。日益增长的遗传单一文化——食用动植物的基因组几乎相同——消除了免疫防火墙，这种防火墙在更多样化的种群中可以减慢传播速度。现在，病原体可以围绕常见的宿主免疫基因型快速进化。同时，拥挤的状况会降低免疫反应。较大的农场动物数量和工厂化农场的高密度有助于更大的传播和反复感染。高通量是任何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可在谷仓和农场和源源不断地提供更新的易感种群，从而消除了病原体限期进化的限制。将很多动物一起饲养会奖励那些能够最好地感染它们的菌株。将屠宰年龄降低（如鸡降低至六周），可能会选择能够在更强大的免疫系统中存活的病原体。延长活体动物贸易和出口的地理范围，增加了病原体交换的基因组片段的多样性，从而增加了病原体探索其进化可能性的速度。
尽管病原体进化以所有这些方式向前发展，但是，即使是在行业本身的需求下，也几乎没有受到干预。这种趋势趋向于减少政府对农场和加工厂的检查，立法禁止政府的监督和激进分子的曝光，甚至立法禁止媒体 道致命爆发的细节。
高盛收购了双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60％的股份，该公司是中国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一部分，中国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收购了总部位于美国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商。高盛还以3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福建和湖南十个家禽养殖场的全盘所有权。它与德意志银行一起投资了高达3亿美元的生猪养殖。
从特朗普的种族主义“中国病毒”到整个自由派，民族主义的指指点点掩盖了相互联系的全球国家和资本高层。的确，系统的管理者可以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大流行中获利。2月中旬，五名美国参议员和二十名众议院议员卖出了数百万美元的个人持有股票，这些股票都来自在即将到来的大流行中可能受损的行业，尽管一些人还在公开宣布流行病不会带来那些威胁。这堪称残酷的抢劫。
-全球资本流动；
-全球资本的部署破坏了区域环境的复杂性，后者可以致病性致病菌种群的增长；
-这带来溢出事件的发生率提高，范围增加；
-不断扩大的城市郊区商品流通将这些新溢出的病原体从最深的腹地运送到区域城市；
-不断增长的全球旅行（和牲畜贸易） 络，以创纪录的时间将病原体从上述城市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这些 络如何降低传播摩擦，为牲畜和人类中更大的病原体的进化提供更长的期限；
-缺乏工业化牲畜的现场（on-site）繁殖，取消了自然选择作为提供实时（几乎免费）疾病保护的生态系统的服务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为了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后果，去除异化，必须放弃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将人类重新带入地球的再生周期，并在资本以外的各种地方重新发现我们的个性化。将我们的生态与经济重新联系起来的想法不仅仅是乌托邦式的问题。必须保护森林的复杂性，避免使致命的病原体免于排队直接进入世界的旅行 络。必须重新引入了牲畜和农作物的多样性，并在一定规模上重新整合畜牧业，以防止病原体的毒力和地理范围猛增。要允许食用动物在现场繁殖，重新开始自然选择，使免疫进化实时跟踪病原体。总来的说，不能再把自然看作会被市场淘汰的另一个竞争对手，相反它是我们生存所需的一切。
新冠病毒是女权主义的灾难？
Helen Lewis在《大西洋》发文提醒，大规模流行病对男性和女性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
当人们试图对 交疏远和在家工作感到高兴时，提到的例子是莎士比亚和牛顿在英格兰遭受瘟疫肆虐的时候做出了最杰出的工作，但是要注意到，他们俩都没有照顾孩子的责任。莎士比亚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伦敦的剧院里度过，瘟疫期间，他的妻子和两个成年女儿安全地住在沃里克郡的乡村。而牛顿从未结婚，没有孩子，大部分时间在剑桥大学，伙食和家务由大学提供。
大流行会放大所有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即使政治家坚持认为，除了眼前的危机之外，现在不是谈论其他任何事情的时候）。在家里做白领工作比较容易；有薪水和福利的员工将得到更好的保护；与狭窄的公寓相比，在宽敞的房屋中进行自我隔离的工作量较小。但是冠状病毒最显着的作用之一就是将许多夫妇送回195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妇女的独立可能受到大规模流行病影响。
由于大部分正常生活被暂停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因此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学校停课和家庭孤立使照顾儿童的工作从有偿经济（家庭、学校、保姆）转移到无偿经济。冠状病毒打破了发达世界上许多双职工夫妇的状态：我们俩都能工作，因为有人在照顾我们的孩子。取而代之的是，夫妻俩必须决定其中哪一个受到打击。
研究2014年三个非洲国家的埃博拉危机，2015-6年的寨卡危机，以及最近爆发的SARS、猪流感和禽流感这些事件的学者发现，它们对性别平等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卫生政策研究者Julia Smith告诉《纽约时 》，在西非每个人的收入都受到埃博拉影响，但是男人的收入更快恢复到以前。还有学者称，这种流行病的扭曲效应可能持续数年。
大规模流行病患者需要什么？照料。自我隔离的老年人需要什么？照料。孩子放学回家需要什么？照料。由于劳动力的现有结构，所有这些照料工作（无偿劳动）将更多地落在女性身上。不仅仅在于女性履行护理职责的 会规范，也出于实用的考虑：“谁的薪水更低？谁更有灵活性？”根据英国政府的数据，在职妇女中有40％从事非全日制工作，而男子只有13％。在异性恋关系中，女性更有可能成为收入较低的人，这意味着当出现混乱时，她们的工作被认为是次要的。这种特殊的干扰可能持续数月而不是数周。一些女性的收入将永远无法恢复。在当今的英国，四分之一的家庭由单亲父母掌管，其中90％以上是妇女。关闭学校将使她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埃博拉疫情的其他教训还有，停课影响了女孩的生存机会，因为许多人辍学了。少女怀孕率的上升加剧了这一趋势。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上升。由于资源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更多的妇女死于分娩。在埃博拉危机期间前往西非的研究员Wenham说：“卫生系统存在扭曲，一切都在爆发。并非优先的事项被取消，这可能会影响产妇死亡率或获得避孕药具。” 在这方面，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统计数据令人震惊，黑人妇女的分娩死亡率是白人妇女的两倍。
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最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是，2013年至2016年爆发期间，死于产科并发症的妇女多于传染病本身。但是，这些死亡像现代经济赖以运转的照料劳动问题一样，缺乏人们的关注，人们更关注流行病直接引发的问题。Caroline Criado Perez 在她的《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指出，在寨卡和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2900万篇论文被发表，但不到1％的人探讨了疫情爆发的性别影响。Wenham发现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没有性别分析的研究，她和两位合著者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此外还有家庭暴力问题。英国慈善机构妇女援助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人们担心 会隔离和自我隔离将被用作施暴者强迫和控制行为的工具，并将切断通往安全和支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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