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前良｜平台研究：数字媒介研究新领域——基于传播学与STS对话的学术考察

平台研究：数字媒介研究新领域

——基于传播学与STS对话的学术考察

内容提要

1990年代以来，传播学与“科学和技术研究”（STS）的对话推动研究者反思“以文本为中心”的主流传统，转而关注数字媒介的物质性，并超越媒介技术影响受众态度、观念和行为的线性思维，接受技术与 会相互形塑的观点。在此背景下，“平台研究”聚焦随web2.0出现的具有“可编程性”的新型技术架构和商业形态，批判性考察平台的技术-经济逻辑如何嵌入 会诸领域，形成跨学科、多面向的知识领域。近年来，学界开始聚焦中国的 络平台，透过考察国家、用户跟媒介技术/软件服务商的关联，揭示中国 会平台化的独特逻辑，平台研究的物质- 会性进路对推进国内的数字媒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平台研究 STS 物质性

可编程性 基础设施

正文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平台研究。一项阿里巴巴的个案研究说道：“平台研究成为 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者的新阵地……却常常局限于西方语境”。还有学者提议，有必要引入国外平台研究的理论以考察 交媒体的物质性，甚至应将“平台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杨国斌主张用“数字文化”取代国内学界广泛使用的“新媒体”概念，并将平台研究作为“数字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予以简介。但总体而言，中文学界针对 络平台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更未有学者从整体上对该领域进行专门梳理。

一、媒介的物质性：

传播学与STS相遇

然而，传播学主流范式不够关注媒介的物质性，“效果研究”历史最长，影响最大，一度成为传播学科的代名词。从李普曼（Lippmann W.）的 纸和公共舆论研究、伯尼斯（Bernays E.）的战时宣传研究，到布鲁姆（Blumer H.）研究电影对儿童的影响，再到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 P.）研究大众传媒如何影响选举，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内容如何影响受众的态度、观念和行为。在他们看来，由符 构成的文本/内容才是考察传播效果的关键，而物质技术不过是承载内容的工具。

传播学另一脉批判/文化的媒介研究同样忽视物质性，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M.）和阿多诺（Adorno, T.）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视文本为媒体生产的标准化产品，揭示资本主义如何控制大众的思想。发端于威廉斯（Williams, R.）和霍尔（Hall S.）等学者的文化研究，也透过文本分析批判媒介体制内蕴的权力关系。

伊尼斯（Innis, H.）、麦克卢汉（McLuhan, M.）算是异类，开启了重视媒介物质性的进路，认为技术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关键变量，媒介研究应该观照媒介的特定属性。故梅洛维茨（Meyrowitz, J.）称该学派为“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用单数medium而非复数media指称媒介。但媒介理论仍以人类感官为中心，对媒介技术本身不感兴趣。伊尼斯根据人类的时空感受来区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种媒介，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还是站在人类中心的立场上。相对而言，欧洲学者更重视媒介的物质性，威廉斯曾用“流动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概化电视作为技术物如何形塑日常生活，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 L.）继承威廉斯的传统，将技术物置于媒介研究的中心，考察作为消费品的电视如何进入家庭，“与STS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故有研究者称威廉斯和西尔弗斯通的思想与STS中的行动者 络理论（ANT）是“旧相识”。

传播学对STS亦多有借鉴，体现在两方面。其一，STS启发传播学者在数字媒介语境下反思以文本/内容为中心的既有思路，将技术本身问题化。STS始终置技术于研究的中心，认为科技不只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造物，而是多元利益攸关者博弈的场所，而且，抽象的知识一旦被物化为实体，将脱离人的操控按其自身逻辑发展。维纳（Winner, L.）和休斯（Hughes, T.）分别提出“技术自主”和“技术动能”的理论。拉图尔（Latour, B.）等创建的ANT甚至认为，技术与人类在本体论层面是对等的，技术与人不可分离，纯粹由人构成的所谓“ 会”不过是传统 会学的幻象。数字媒介环境中，技术重构信息的生产、分发和消费，影响越来越大，倒逼传播学者反思主流范式，与STS在媒介物质性方面有更多共识。

其二，STS在方法论上为传播学探讨媒介技术的 会影响提供温和的 会建构论。STS内部持续讨论技术的物质性和 会性之关系，技术决定论与 会建构论针锋相对，论争最终使多数学者认可“技术物和 会行动相互形塑”的观点，强调技术对使用者及所处环境产生影响，同时承认 会对技术的建构作用。传播效果研究将媒介技术与人（ 会）视为相互独立的存在，专注于媒介技术如何作用于人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温和 会建构论认为人与技术物之间不存在稳定的边界，技术在生成、扩散和消费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人的参与，彼此连接，构成变动不居的无缝 络。据传播学者观察：“1990年代以来，那些对媒介效果研究隐含的技术决定论和新媒介冲击 会那套话语不满的研究者，都在广泛借鉴STS”，尤其是“熟悉STS内部论争的媒介学者，逐渐采用‘相互形塑’的分析框架”。

STS启发数字媒介研究者认真对待技术本身，探讨物质与符 、技术与人（ 会）相互缠绕的关系，上述两方面借用STS概念可理解为“打开黑箱”和“阐释弹性”。前者指研究者需要揭示数字媒介运行的物质逻辑，规避文本/内容分析凌空虚蹈的局限。后者意指方法论上杜绝将技术本质化，认识到技术与 会的互塑关系，技术参与到文化和 会进程中，同时受政经结构、 会情境和个体实践的约束。技术与人（ 会）的互塑是随机而持续的，不存在某种本质化的效果，对它的认知需要细致考察何种媒介技术在什么场景中基于何种目标被使用和规制。

二、软件技术的演进：

平台研究的源起

作为激进的物质论者，媒介理论家基特勒（Kittler, F.）将1936年图灵机诞生视为数字媒介时代的肇始，以此区别于文字-书写和模拟媒介时代，惜乎他于2011年逝世，未及关注互联 后续发展。在以计算机和互联 为核心的数字媒介技术演进中，软件至关重要。二进制计算技术的核心是集成电路，早期计算机靠人工手动操控电路的开和关，并无软件之说。基于硅元素的半导体材料被应用，使人类可借助代码对集成电路预先编程，实现人与机嚣的实时交流，软件由此诞生。软件原本在计算机终端上运行，21世纪初以来服务商将其置于互联 络中，供用户免费调用，诞生了一种以软件服务为核心的新商业模式，服务商自称为“平台”。平台单纯从技术上说是互联 时代的“桌面软件”，曾一度垄断PC和web1.0时代软件市场的微软公司，率先用它喻指安装在本地电脑上的操作系统。

平台概念相对于软件，更强调包括硬件在内的综合性系统，同时指涉基于web2.0的新商业模式和企业实体。1990年代中期，华尔街资本大举进入互联 领域，利用万维 技术以门户形式为用户提供信息导航和搜索服务，类似于传统媒体的经营模式，过于依赖广告，准入门槛很低，导致恶性竞争，数年后难以为继。及至新世纪初，大量公司破产，互联 的技术形态和商业模式亟待重构。2005年左右，一种针对用户需求提供软件服务，并鼓励用户参与的商业形态诞生，奥莱利（O’Reilly, T.）称之为web2.0，试图与门户时代切割，建构一种技术赋权、增进 会福祉的新话语，“重拾投资者的信心”。由于奥莱利在表述时称，“web2.0是由许多设备连接而成、以平台模式运行的新型互联 ”，平台随web2.0一起成为流行语，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科学之外诸领域。

计算领域最早使用平台概念的是微软公司，喻指PC桌面上的windows系统，随着web2.0商业模式兴起，它又从计算机进入互联 领域。2006年10月，Google并购YouTube，两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新闻发布会上均以平台自指，声称“要为全球媒体服务创建下一代平台”，此后，它们不再使用 站、论坛、 区和应用服务等概念，一律以平台代之。平台原本意涵丰富，建筑学用它指代高出地面可放置他物、为进一步建设提供助力的物理平面，管理学视其为“模块化、有利于创新的组织型构”，在互联 巨头和媒体高频使用之后，它变成无所不包的口袋概念。安德森（Andreessen, M.）批评它已成为“混乱漩涡的焦点”，提出应将其限定在计算领域，是否具备“可编程性”是衡量平台的唯一标准，即“一种可被重新编程的软件系统，外部开发人员或终端用户在其上可以创建自己的程序或页面”。平台是有限开放的软件服务，第三方机构和用户可以之为基础开发新程序或创建页面，并享有访问某些数据库的权限，共享和开放的物质特性使 络平台近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猛扩张，成为传播的基础设施。

行业热议旋即引发学界关注，2007年，在新媒体研究、数字艺术研究等领域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平台研究的提法已变得非常流行。学界讨论有两条脉络：一是从人类使用和操作计算机的角度出发界定平台，着重考察新媒体技术与数字文化的关系；二是从互联 公司的商业运营出发，关注数字中介如何介入 会现实，这两种路径彼此交织，开辟出丰富多彩的知识场景。先看第一条线索，2009年，蒙福特（Montfort N.)和博格斯特（Bogost I.）推出名为“平台研究”的丛书，导言中提出：“平台是计算领域用于支持应用程序的硬件和软件组成的技术架构……平台研究是数字媒介研究的一系列方法，密切关注计算系统的技术运作，借此研究平台技术及其上发生的创造性生产之间的联系。”提议：“新媒体研究应聚焦计算机技术系统与电子游戏、数字艺术和 络文本之间的关系，将新媒体运行的物质基础同文化联系起来。”从这些表述看，他们眼中的平台意指计算机的硬/软件设施，平台研究就是要去探讨计算机系统与内容生产的关系，而信息传播背后的 会介入与资本运作未被纳入视野。显然，该思路继承了软件研究偏重文化分析的传统，重点探讨技术装置与文化生产的关系。

致力于推进传播学与STS对话的吉莱斯皮从另一方向关注平台，2010年发表《平台政治》一文，结合美国互联 产业深入剖析平台内涵。通过词源学考据，该文概括出平台的四种语义：第一，建筑学意义上，指可承载人或物的、凸起的物理平面；第二，计算科学意义上，指由一系列硬件和软件组成的、为特定应用程序设计和使用提供进一步支撑；第三，象征性意涵，指平台可以为他者未来的发展提供机会；第四，政治学意义上，指向所有人开放、中立的交互机制或政治组织。第一、二种语义是物质的，第三、四种是抽象的，分别指向文化与政治。吉莱斯皮注意到Google和Facebook等企业策略性地利用后两种意义进行自我定位，服务于不断扩张的营销战略，同时规避应负的治理责任。针对普通用户，平台企业强调为他们提供开放和平等服务；针对广告商和第三方经营者，宣称为他们带来商业机会；针对政府管理者，则声称自己是中立的，不该为平台上的违法违规行为负责。《平台政治》借助话语分析将平台考察从物质技术延展到产业、文化和政治领域，在蒙福特和博格斯特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了平台研究的想象力。

三、媒介技术的 会形塑：

平台研究的知识图谱

下文据此区分三大议题并分别论述，后续专列一节，落实到中国数字平台的研究上。如前所述，平台是物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统一体，技术-经济逻辑是平台研究最基础的议题。随着大型互联 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平台借助免费服务收集数据并变现的技术-商业逻辑具有强大生命力，嵌入并重构 会和文化诸领域，故平台的 会与文化形塑成为第二大议题。近年来平台持续扩张，从信息交互、 交 络，进入饮食、购物、交通和支付几乎所有领域，堪称 会运行和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平台研究与STS子领域“基础设施研究”有共同关切，平台基础设施化因而成为前沿话题。上述三大论题以传播/媒介的物质性为逻辑起点，经由技术、经济，转向文化、 会与日常生活，清晰地展现了数字技术物不断壮大、与 会深度融合的轨迹。

（一）可编程性：平台的技术-经济逻辑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个人计算机和互联 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彰显数字媒介重构人类生活的强大力量。2001年，曼诺维奇从技术角度揭示新媒体的文化逻辑，提议“以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为起点，借用计算机科学的概念、范畴和运行模式，从媒介研究转向软件研究”，随后，在富勒（Fuller, M.）、道奇（Dodge,M.）、吉钦（kitchin, R.）等一众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软件研究逐渐发展为学术领域，“试图超越技术层面去理解编码，关注它如何通过算法和数据呈现世界，展开文化和理论批评。”软件研究涉猎广泛，包括代码、协议、应用程序接口（API）、用户图形界面、算法等，开启从物质技术理解数字媒介的新思路，软件研究奠定了平台研究的基石，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平台的物质机理。

盖恩（Gane, N.）在梳理新媒体研究时提出：“曼诺维奇试图通过新媒介的技术术语，并以技术的再媒介化历史分析它们，而不是将其与更广泛的 会和文化变迁，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态相结合。”批评曼诺维奇不关注媒介技术在 会结构中的应用及其引发的权力关系，而这恰好是平台研究的兴趣所在。

2005年左右，Facebook、Twitter和You tube等 交软件服务商转变思路，从提供信息渠道转向软件服务，拉开互联 平台化的帷幕。前文已述，安德森指出平台的技术特质是“可编程性”，揭示了web2.0飞速扩张的物质性根源。可编程性是软件研究领域的关键概念，被视为区分新旧媒介的标识，原本是计算术语，指人类能借助代码创建软件而使计算设备自动执行指令。平台研究者基于web2.0情境将“连接”这一新意涵赋予可编程性，连接遵循“共享”、“开放”的逻辑，“平台软件借助应用程序接口（API）向其他应用提供数据访问和功能服务”，即个体用户或第三方机构可以利用该软件创建页面，甚或重新开发新的应用程序。首先，这种技术架构得益于“模块化的组织形式”，将复杂的系统划分为小模块，鼓励重组，使内容和功能可以被整合到另一 站或应用上，只需几行代码就能实现数据导流。其次，API是用来确定软件和软件、软件和使用者之间关系的系列规格和协议，堪称“web2.0环境中最值得关注的技术物”。研究者称之为“平台用于支持第三方研发工作”的“边界资源”，以开发者文档的形式提供技术重组所必需的模块、编写指令，并以服务条款的形式对这种开发进行管理，这些资源通常捆绑在SDK（软件开发工具包）中，促进第三方在平台上进行研发和创新。可编程性的技术特质的意义在于，基于平台的新应用能敏锐捕捉用户需求，类似于无处不在的触角，帮助平台了解市场需求以便适时做出回应，从而源源不断地为平台开拓业务并输送用户。

（二）技术政治：平台形塑的文化- 会逻辑

二十多年前个人电脑开始普及时，曼诺维奇认为计算机已成“文化滤 ”，所有信息要具有可见性，就必须穿过计算机界面，称：“在1990年代，随着互联 逐渐普及，数字计算机的角色逐渐由一项专门技术转化为‘文化滤 ’……所有文化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必须经过计算机界面筛选和过滤。”意思是界面不是透明的窗口，而是把自己的逻辑强加于媒体之上，以特定方式组织各类数据，为用户提供想象世界的模式。十年后时过境迁，平台嵌入日常生活，成为重要的行动者，用户生成内容、自媒体、参与式文化、集体智慧、共享、产消者等进步术语颇为流行，朗洛伊斯（Langlois, G.)认为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认知范式将视线局限在用户实践上，忽略界面背后的技术环境。真实情况是，界面中每一个按钮和图标都与软件相连，因此，在线传播不只是人类的行为，而且是技术物和不同类型的人（工程师、数字劳工、消费者、经营者等）协商的结果。

持批判态度的平台研究者认为，新技术并没有改变信息生产/传播的权力结构，只是让支配变得更为巧妙。首先，平台不排斥而是让尽可能多的用户去言说和表达，支配重点不在于“谁说”、“怎么说”和“说什么”，而是“说出来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看见”，算法通过配置内容的“可见性”，对文化价值和意义实施管理，是一种“基于自由的控制”。其次，平台引导用户实践，并塑造他们的感知，呈现在界面上的明明是被筛选的世界，用户却误以为世界原本如此。如脸书上只设置“点赞”按钮，这显然不是真实的 交世界，平台这么做旨在营造积极的氛围，通过促进用户间的互动以获取更多的数据。此外，界面设计越来越友好，用户几乎感觉不到后台和算法的存在，正如论者所示，技术似乎已经渗透并“盘踞在用户的无意识中”，成为无形的操控者。

平台不仅是信息空间的建筑师，还是日常生活的组织者。因此，文化分析只能部分呈现平台的形塑力，平台研究还需深入 会领域，透析利益主体围绕技术展开的权力博弈。平台拥有预设、选择和调整内容的权力，是公共话语的真正“托管者”（custodian），但平台极力淡化这一角色，尤其是随着用户规模和服务范围急遽扩大，隐私、暴力、版权和淫秽等问题不断涌现，企业穷于应付，不去真正解决问题，转而选择性地凸显平台“开放”和“不参与”的意涵，将自己包装成“中立者”，试图回避治理责任。吉莱斯皮指出， 络服务商的中立话语最终得到国家的体认而被合法化，美国《传播庄重法》（CDA）第230条确立“避风港”原则，将提供软件服务的企业界定为中立的传播渠道，规定只要做到“如若知情则移除”，则不必为非法内容负责，这为平台崛起解除了制度束缚，同时将言论审查权赋予私人科技公司，促成私人规制的崛起。

（三）生活的操作系统：平台的基础设施化

基础设施和平台均可理解为支撑或支持某些更突出事物的结构，但两个概念源自不同的知识体系。作为STS的研究对象，基础设施指涉被广泛共享而不可或缺的 会-技术系统，如电力、电信、交通、金融和能源等，具有普遍性、可靠性和不被察觉性，人们只有在出现故障时才意识到其存在。基础设施的经营趋于自然垄断，需要国家规制来平衡资本和消费者间的关系，以维护系统的稳定和公共利益。而平台的意涵从微软的操作系统到计算机的硬/软件系统，再到web20背景下具有可编程性的技术装置，始终不脱以信息服务为主的数字媒介范畴。与基础设施相较，平台通常在初期专注于某一领域，用户规模相对较小，技术上也没有那么稳定，且大多数为私人资本所控制，市场化程度更高。

1980年代以来，欧美主流思潮从基于垄断/公共的基础设施理想转向去规制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加上PC和互联 技术的应用，为计算资源的商业化和 络化提供有利环境，正所谓“平台崛起于基础设施式微之时”。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Microsoft（GAFAM）等私营企业的平台化战略从web延伸到智能移动端，再经由传播场景化扩展到线下，已然具备基础设施的典型特征。因此，范·戴克等学者将平台区分为基础设施化的综合平台和行业平台。普兰廷从三个方面阐释“平台基础设施化”：一是平台规模化和具有不可或缺性，一旦中止服务， 会生活将受到严重威胁；二是平台企业正在渗入或取代传统基础设施，冲击零售、金融、交通、物流和服务等行业；三是它们正在投入大量资金垂直整合信息链，如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强化电信 络商的角色，高调进入互联 设备领域。基于此，有必要从基础设施的角度重新审视平台研究。

研究者还关注随基础设施化而来的权力聚集将带来何种 会影响。数字平台不仅为新闻出版商（或游戏开发商、影音内容生产商）托管和分发内容，还提供支付系统、广告技术和数据分析等集成服务，一条龙式的服务有足够吸引力，却极大增加了内容生产机构对平台的依赖，新闻和文化产品变得越来越具“随机性”，研究者称之为“基础设施俘获”。此外，平台发展到一定规模，数据采集范围愈广，算法介入日常生活程度愈深，涉及个人的消费偏好、健康指数和信用评级等，个体和环境被计算、评估、区分和筛选，建构出一个整全的“去人格化”世界，人类的主体性被技术物全面接管。

四、国家与用户：

中国平台发展的 会-文化逻辑

应该认识到，中国数字平台同时具有全球性和在地性，即“球地性”（globcal）。一方面，它并非全球之例外，是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跨国流动的产物，“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嵌入国际投资银行、风险资本或其他外国资本构成的全球 络中”；另一方面，中国平台处在另一生态系统中，受本土历史、文化和制度所制约。平台研究者对此有清醒认识，试图考察数字媒介技术如何“以既与世界同步又带有本土性的方式形塑 会”，“批判性考察中国 会的平台化，质疑、整合和补充当前关于平台 会在全球崛起的研究”。换言之，研究者没有断定存在所谓专门的“中国平台研究”，而是将中国作为案例和方法使“平台研究”变得更为充盈。

学者们在议题、方法和思路上做了新的探索，关注平台基础设施化、数字文化生产、底层媒介实践和平台劳工等论题，透过国家、用户跟平台的互动，揭示中国 会平台化独特的 会-文化逻辑。其一，紧密结合中国语境，借鉴互联 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将“平台-国家”关系作为分析维度考察平台的崛起和影响，注意到国家在平台经济中扮演主导角色。其二，主流范式以“平台”（即技术及其开发/经营者）为焦点，中国案例的研究则有所突破，尝试以“用户-平台”的交互为视角，关注个人/ 群的媒介实践，以之反观平台的 会与文化逻辑。由于关键的经验材料难以获致，平台研究本身具有“政治意涵”，故退而求其次，从用户体验反推技术支配和影响不失为迂回的办法。沿着这一思路，中国平台的研究大多采用影音纪录、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在线民族志等质性方法，结合技术使用/消费者的体验深描数字平台渗入日常生活的脉络，从侧面揭示中国 会平台化的文化逻辑，在方法上为平台研究的在地化提供参照。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关注“中国 会平台化的快速进程”，试图揭示平台崛起的驱动力及其 会影响，围绕两大问题展开研究：中国平台快速崛起的动因为何？平台 会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自2000年始，国家着手制定和推进信息化战略，向电信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大量资源，为互联 商业化奠定物质基础，未来的互联 巨头大多在这一时期以门户形式创建，五六年后纷纷向平台转型。2010年以来中国的互联 政策有所改变，“ 络治理与数字经济发展分轨运行”，一方面国家基于信息安全和 会稳定加大监管力度，严格规制国外服务商；另一方面实施“互联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计划，借助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提振渐趋下行的经济。与此同时，基于智能终端的移动互联 在这一时期大规模应用，物质设施、国家政策和技术应用相互加持，促成中国 络平台于2010年左右开始迅速扩张。

以微信为例，它已从 交 站转变为基础设施，微信支付确立货币交易的新标准，论者认为这是“技术民族主义和 络主权议程形塑的结果”，国家对境外平台的坚壁保护了本土平台的发展。国家与平台间近似于委托-代理的关系，后者依法依规对在线内容严加管理，同时，平台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和治理，与政府合作，创建个人信用评分体系，“生成一种新的规范机制，极大提升了 会治理效率”。陈雨洁和邱林川的研究表明， 约车平台主动回应国家和地方需求，声明自己在落实“将互联 和相关技术纳入现代化、经济转型和促进 会发展进程”的国家战略，“为城市解决失业和交通拥堵等问题”。

平台研究考察线上新闻、娱乐和电游的生产机制，通常从平台和内容生产者的关系入手，强调对平台的依赖性及其影响。但数字文化生产的“随机性理论”并不能照搬到中国，林建和杰伦·克罗特（Kloet, J）为此在研究快手时做了修正，加入了国家这一关键维度。快手的商业模式类似于You tube，高度依赖草根自制内容，其崛起得益于“互联 +”和“双创”战略，同时又必须面对日益紧缩的内容监管，“草根创业精神和 络治理共同形塑出一种多方协商而充满随机性的数字文化”。与快手不同，由BAT和传统媒体共同控股的爱奇艺更侧重专业内容的分发，研究者发现中国的视频流服务商在技术设计上不像美国平台那样考虑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而是“将多元受众整合到统一的视听体验中，以宣教姿态引导用户观看正能量内容”，平台的 会功能不再是范·戴克所谓的基于区隔的“选择”，而是基于中心化的“聚合”，与主流媒体一样扮演核心价值观培育和 会整合的角色。

新世纪初，数字平台在理想主义的话语中成长，参与式文化、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和按需经济等术语喻意变革与解放，承诺消费者获得低价质优的定制化服务，而普通劳动者将逃离雇佣制的束缚，成为自由创业者。政治经济学者更关注后者，如范·戴克等认为，平台事实上已扮演基础设施的角色，理应接受基于公共价值标准的考评。范·多伦（Doorn, V.）从另一角度观察，平台在性别、种族和阶层等维度对权力进行再配置，天平向数字中介和客户大幅倾斜，而劳动者变得更脆弱。应该承认，中国 会的平台化使个体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媒介体验和消费者红利，增进了 会福祉，但无可讳言，也催生出新的权力关系。孙萍的研究显示，外卖员被嵌入算法中，疲于奔命并付出额外的情感劳动，还要应付“游戏化”管理。陈玉洁的研究将出租车司机和后续进入平台的私家车司机区分开来，展现 约车平台如何与地方政府、出租车管理公司合作，将出租车司机强行纳入系统，使之扮演“载客”和“生成数据”的双重劳动者角色。

五、结语

平台研究发展的总体趋势表现为：关注点从“技术架构与可供性”延伸至“平台的文化- 会形塑”，再转向“用户实践”。路径方法上亦有所突破，在整合此前软件研究、产业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采用高度情境化的质性方法探究平台与国家、使用者之间的关联，这一点在中国平台的研究中尤为明显。中国 会的平台化进程始于2010年左右，英语学界已有观照，中文学界的研究远为不足，笔者倡议同仁关注该领域。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2期

囿于篇幅，公 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