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可欣 史蒙苏｜媒介补偿：理论溯源与研究路径

作

者

王可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史蒙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媒介技术的发展迭代让媒介介导的传播愈发具有真实、沉浸等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塑造并重构着现实。在媒介使用对现实众多的积极影响中，补偿效应(compensation effect)近年来被学者广泛关注。媒介补偿指的是媒介使用户克服时间、空间、个人特质、行为倾向等限制，弥补在线下活动中难以满足的诉求。结合发展心理学的毕生发展视角，现有的媒介补偿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以归纳为如下议题： 交媒体使用与 会交往、始成年人移动交友软件与亲密关系发展、移民与远程母职养育、老年人的养老与 会适应等。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展发展心理学视角，关注成长窗口期的弱势群体的关键心理问题，结合特定媒介的功能和属性，深入挖掘媒介补偿的手段和途径，探讨媒介补偿的机制，推动研究成果的应用。

【关键词】媒介补偿； 交补偿；“穷者变富”；传播心理

一、引入

除了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媒介和互联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渠道选择。对比线下和线上交流，研究者提出了“ 交增强”(social enhancement)和“ 交补偿”(social compensation)这一对假说，也被形象地称作“富者更富”(rich-get-richer)和“穷者变富”(poor-get-richer)。“ 交增强”假说认为在线下拥有更强的 交能力和 交关系的人会通过线上渠道进一步扩大这一优势(Joseph & Walther，1996；Kraut et al.，2002；Valkenburg et al.，2005)；相对的，“ 交补偿”假说认为在线下面对面交流中存在困难的人会通过线上的方式弥补线下的缺失(Gross et al.，2002；Kraut et al.，2002)。

补偿假说的立足点在于媒介的特性。Lee和Kim(2014)指出 交增强和 交补偿这对假说的一个差别在于， 交增强假说假定了在线交流有利于建立和增强一个人的 交关系，对在线 交的特性并不关注，而 交补偿假说建立在线上 交相比于线下面对面交流所具备的特性之上，例如McKenn和Bargh(2000)指出的三个差异：线上交流更具匿名性、更少重视外貌并减轻了由此而来的压力、对沟通过程的更多控制让人们有更多时间来塑造信息和进行自我展示。由此，无法进行面对面交流或在线下 交方面有困难的个体，例如低自尊(Steinfield et al.，2008)、消极自尊(Barker，2009)、高 交焦虑(Tian，2013)等个体，更倾向于通过媒介渠道进行沟通交流。因此， 交补偿假说的立足点和核心在于关注所使用媒介的特性。

补偿假说的起源不限于对 交关系的补偿。追溯 交补偿理论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末，Davis和Kraus(1989)在研究 交行为、孤独感和大众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补偿假说(compensation hypothesis)，即媒介被用来补偿 会联系的不足。假设在提出之时，学者就意识到，除了媒介，爱好、工作和喝酒等活动也被用来补偿较为匮乏的 交接触，但更有可能使用媒介补偿，因为媒介容易获得，且相对低成本(无论是金钱还是可能面临的拒绝)。当时电话、手机、互联 的普及度都不高，研究关注的媒介是较传统的电视、电影、音乐、书籍 刊，该研究中媒介使用所补偿的是现实生活中缺乏 交所带来的孤独感。

补偿假说的应用不局限于 会交往层面。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 交补偿假说，将补偿假说带到了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层面，例如移民带来的远程母职养育(long-distance mothering)(Madianou & Miller，2012)、大学新生与父母间的亲子沟通(Ruppel et al.，2018)等。有学者研究提出媒介补偿的不仅仅是 会关系，还可以是应对资源(coping resources)：低自尊、孤独、 会隔离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困境时，可以通过 络调动资源来应对问题(Van Ingen & Wright，2016)。因此， 交补偿并不限于对 交关系或人际关系的补偿，会有更多潜在应用场景。

从 交补偿假说的起源和现有研究来看， 交补偿在命名上存在一定局限。对于“线上”和“线下”的区分，难以囊括可以起到补偿作用的电视、电影、音乐(Davis & Kraus，1989)、电话、短信，乃至磁带(Madianou & Miller，2012)等不接入互联 的媒介渠道，用 交补偿假说区分当面交流和借助媒介的沟通更为合适。此外，“ 交”的涵盖面较窄，局限了这一概念的应用和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媒介补偿(media compensation)的表述更能统领现有的研究并预见未来研究。

二、媒介补偿相关议题

媒介特殊属性使得用户能够克服时间、空间、特质、行为偏好等限制，弥补在线下活动中难以实现的诉求。学者们尝试将补偿假说应用到多个议题中，例如使用 交媒体进行 会交往，通过移动交友软件建立和发展亲密关系，进行远程母职养育，老年人通过媒介使用进行 会适应等。

1. 交媒体使用与 会交往

交媒体使得人们通过 络建立并维持关系成为可能，缺乏线下 交的人通过使用 交媒体进行补偿。具有以下特征的人更倾向于通过 交媒体进行补偿：内向性(Valkenburg et al.，2005)、孤独(Teppers et al.，2014)、 交焦虑(McKenna et al.，2002)、低自尊(Lee et al.，2012)等。对比线下面对面的交流， 交媒体减少了视听线索，鼓励内向的青少年克服现实场景下的害羞情绪(Valkenburg et al.，2005)，也给通常害怕眼神交流的 交焦虑者(Albano，1995)创造了更舒适的 交场景(McKenna et al.，2000)；在 交媒体上，孤独的青少年能够更自在地进行人际交流(Teppers et al.，2014)； 络交友的低门槛性和匿名性让 交焦虑和孤独的人能够表达更真实的自我，从而更有利于关系的建立(McKenna et al.，2002)；自尊水平较低的用户将 交 站上的好友数量视作一个衡量受欢迎程度的指标，通过在线上积极地扩充好友数量来补偿自己的自尊心、提高自我价值感(Zywica & Danowski，2008；Lee et al.，2012)。

2.始成年人移动交友软件与亲密关系发展

建立健康稳定的亲密关系是青年人的一项关键任务(Arnett，2000)。互联 技术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婚恋 交的方式。近年来，基于实时地理位置、以结识婚恋对象为目的的移动交友应用(dating App)应运而生，例如国外常见的Tinder和国内的探探、Soul等应用，快速地在青年中流行起来。高度焦虑、缺乏 交技巧的人更能够从移动交友类应用中受益(Poley & Luo，2012)，依恋不安全(回避)型的个体可以通过 交媒体间接地保持与恋爱对象的熟悉度和亲密感，从而弥补不安全依恋造成的疏远(Billedo et al.，2015；Wang et al.，2017)。此外，步入中年的群体、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全职人员更有可能利用 交 络和移动交友软件发展亲密关系(Danielsbacka et al.，2019)。在婚恋市场属于相对小众的群体(例如同性恋)借助互联 强大、高效的搜索能力，突破现实生活伴侣匮乏的交往圈层，找到更多潜在伴侣人选(Rosenfeld & Thomas，2012)。研究发现，对比非性少数群体，性少数群体青少年更有可能在 上找到对象(Korchmaros et al.，2015)。对于同性恋群体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公开性取向会面临很多风险并承受各种 会压力，许多年轻人看中互联 的匿名性特点，选择通过 络空间获取信息，了解同性恋文化，搜寻其他同性恋者的经历、想法和观点，与其他同性恋者交流来更好地接受自己的性取向并更好地融入同性恋 区获得身份认同，同时提升自身的自信与自尊(Hillier & Harrison，2007；Harper et al.，2009)。互联 也满足了在特定种族、宗教范围内建立婚恋关系的内婚制(endogamy)群体(Danielsbacka et al.，2019)，例如专为犹太人提供在线征婚交友服务的JDate、基督徒交友 Christian Mingle等细分的交友软件关注并呼应了这一群体的特殊需求。

3.移民与远程母职养育

全球化局势下，发达国家对护理和家政人员的大量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女性作为劳工大规模移民的现象(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跨国家庭也愈发普遍，大量女性要面对远程母职养育(long-distance mothering)的挑战。 会文化对因在外工作而忽视孩子的父亲普遍较为宽容，而认为母亲在照顾、陪伴子女方面承担主要责任，这促使异国母亲通过媒介来继续履行作为母亲的职责(蓝佩嘉，2011)，例如通过短信安排孩子的衣食住行，睡前发送圣经文摘进行儿童家庭教育(Parre?as，2005)。跨国母亲通过发邮件、发短信、打电话等方式与孩子保持联系，提供情感支持，并让自己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Cotton & Beguy，2021)。写信、寄录音磁带等方式被用于早期的跨国家庭沟通，当下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丰富了媒介渠道的多样性，也降低了沟通成本，母亲会综合性地使用手机、电子邮件、 交平台、 络语音和 络视频等多种媒介，根据不同媒介的特性来应对不同的沟通场景和情感需求，例如想避免谈话交锋时选择发邮件而不是打电话(Madianou & Miller，2012)。中国家庭对教育较为重视，除了增加沟通、增进感情外，在海外的父母还注重通过媒介给留守在家乡的孩子提供学习、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和机会，补偿其在教育中的相对弱势(王佑镁，2013)。

4.老年人的养老与 会适应

根据中国互联 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NIC)(2021)今年8月的数据，互联 正向中高年龄段的人群渗透，50岁及以上的 民占比达28.0%，较2020年6月提升了5.2%，互联 适老化问题也引起了政府、企业、 会的多方关注。有更多老年人开始使用 络，同时也有一批 民正步入老龄。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 交圈随之缩小，人际关系和 会交往也逐渐匮乏，对当下的 会文化不再熟悉，渐渐与 会脱节，可能感到孤独、被抛弃，继而对心理健康造成危害。孤独与抑郁症有相关性，并和抑郁症状协同作用，继而降低老年人的幸福感(Cacioppo et al.，2006)。缩小的 交 络与更高的孤独感、更低的精神生活质量相关(Ekwall et al.，2005)。孤独感还会增加老年人患代谢综合征的概率(Whisman，2010)、提高死亡的风险(Perissinotto et al.，2012)。研究发现，63岁以上的老人通过智能手机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可以获得更高的幸福感(Stevic et al.，2021)，上 频率越高孤独感越低(Cotton et al.，2013)。 交媒体能够帮助老人拓展人际交往和追赶潮流来获得更多的 会认可和包容，从而在情绪和情感上获得满足和补偿(Kong & Lee，2017)。在微信上阅读文章、浏览好友动态等帮助老人突破时空及生理限制，扩大 交圈、加强与家人的交流、提升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王蕾、夏颖，2020)。老年体育迷在 交媒体上关注球队信息可以增强集体自尊、获得群体归属感(郭思彤等，2020)。

除了上述议题，学者们还尝试将补偿假说应用到更多情境中，例如通过职场 交软件拓展职场人脉(Baumann & Utz，2021)、患者撰写健康议题的博客从读者的阅读和评论里获得 会支持(Rains & Keating，2011)等等。除了跨越国度的养育，还涉及亲子的沟通方式例如， 交能力较差的大学新生通过打电话、视频通话、发短信或邮件、 交媒体等渠道与家人联络来减轻压力、提高幸福感(Ruppel et al.，2018)，内向学生感受到更多家庭支持后可以减少对 交媒体的不良补偿性使用，进而降低抑郁的可能性、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Zhou et al.，2020)；家庭中的亲子媒介共同使用(parent-childco-use of media)能够促进亲子关系，皮尤的互联 调查显示，手机和互联 的使用让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家庭关系更加亲密(Kennedy et al.，2008)，家庭成员将一些媒体活动作为家庭娱乐共度亲子时光，有助于维护亲情，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一起观看电视、玩电子游戏与更高水平的家庭关系呈正相关(Padilla-Walker et al.，2012)。需要注意的是，抱着补偿性动机使用媒介有时会事与愿违，带来负面影响，例如过度依赖 交媒体可能加剧线下交往匮乏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成瘾(Caplan，2010；Mazzoni et al.，2016；Chen，2020)，引发抑郁等心理问题(Elhai et al，2017；Zhou et al.，2020)等；在跨国家庭亲子沟通中，在远方的父母虽然可以使用媒介来补偿与子女的关系以及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让自己的缺席变得具有正当性，但媒介的监视和入侵也可能伤害亲子关系，并且越有效的媒介反而越可能让人意识到父母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席(Madianou & Miller，2012)；对于老人， 交媒体可以补偿一定的情感缺失，但其日新月异的内容也迫使老人们因害怕落伍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继而产生更大的 会压力(Kong & Lee，2017)。

三、媒介补偿的机制

不同群体得益于媒介各自的功能，媒介补偿发生的机制也不尽相同。这些机制根据受众自身发展阶段特定的心理特征、需求、使用行为、所处的 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根据媒介自身的技术特点、功能和可供性(affordances)的差异以各自的方式释放补偿潜能，因而补偿的机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前大多数研究还集中在现象层面，少部分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解释。

目前对补偿机制的探索大致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补偿的边界条件：谁能够获得补偿，获得怎样的补偿。大量研究从丰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例如人格特征角度的内向性(Valkenburg et al.，2005；Goby，2006)、低自尊(Steinfield et al.，2008)、自恋(Buffardi & Campbell，2008)、 交逃避(Lemieux et al.，2013)等；行为倾向层面的自我表露(Amichai-Hamburger et al.，2002；Forest & Wood，2012)、自我觉察(Rubin et al.，1993)、密切关系寻求(affinity-seeking)(Lemieux et al.，2013)等。这些研究提出了媒介补偿性使用多维度多层面的预测因素，但并未深入机制层面。此外，这些人格特性之间本身也具有关联性，例如孤独者更可能具备低自尊的特点(Burger，1997)， 交技能一般较差(Vitkus & Horowitz，1987)，不倾向自我表露(Williams & Solano，1983)，它们在媒介补偿的机制中是否会有微妙的区别，还需研究进一步甄别。

第二部分，探讨补偿的发生过程：用户经由怎样的心理行为过程获得补偿。研究者认为，不能只从媒介的自身可供性推断用户能够获得预期的补偿效果，还要结合使用动机进行系统的考察(Peter et al，2005)。据此，有研究进行了探索性的尝试，发现在内向者通过互联 建立友谊的过程中 交补偿动机起中介作用，即媒介补偿在特质、动机和使用中的传导作用，拓展了用户的在线 交 络(Peter et al.，2005)。此外，探究孤独与 交补偿的议题，也需要将孤独感类型、特定的 络使用动机、沟通行为作细致区分，这样才能厘清补偿的作用机制(Hood et al.，2018)。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媒介补偿，将补偿假说应用到了多种情境中，也在机制层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目前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媒介补偿可以作为动机，也可以是一种效果，但多数研究还缺乏对媒介补偿作为动机还是效果进行区分的意识。此外，对补偿机制的研究也尚在探索阶段。这些研究大多数停留在横断面以及相关层面的探讨。未来研究仍然需要通过追踪研究和操纵实验来进一步验证这些机制。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于对模型和相关变量的考虑还不够细致，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和纵向研究较为欠缺，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入探索。

1.结合媒介和关系属性探究媒介补偿

大多研究专注于某一媒介渠道或特定平台(例如脸书)的补偿使用，但真实情况可能是针对同一补偿需求会有多种媒介的组合使用，并且不同媒介的特性不同，所连接的关系属性也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研究发现的媒介补偿的使用和效果与实际存在偏差。

媒介具有各自的特性和功能。媒介补偿的发生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对媒介的选择，例如通过媒介进行沟通比线下面对面交流的可控性更强，而基于文本的短信和邮件是相比于基于声音、及时互动的电话有着更少媒介线索的沟通渠道，所以 交能力较差的群体倾向于使用更容易控制的短信和邮件来进行补偿性沟通， 交能力强的群体则会通过电话进行增强性沟通(Desjarlais & Willoughby，2010；Ruppel et al.，2018)。此外，Madianou和Miller(2012)在研究跨国家庭的沟通中意识到，人们的媒介使用通常是组合形式，将媒介孤立对待可能造成偏差，可以从以下维度分析媒介属性：交互性(interactivity)、时间性(temporality)、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储存能力(storage capacity)、内容的留存性(persistence of content)、可检索性(searchability)、便携性(mobility)、可达性(reachability)、 交线索(socialcues)、私人/公共性质(private/public nature)和信息容量(informational capacity)，应组合分析多媒体环境如何影响人们的使用和体验。

2.关注媒介补偿的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

不少研究支持了媒介补偿效应，但对媒介补偿效应纵深的观察不多。例如，现实生活中未被满足的需求激发了补偿性使用的动机，通过媒介短期可以获得补偿，但长期也可能导致成瘾，危害身心健康(Kardefelt-Winther，2014)。目前的研究以横断面设计为主，少数的纵向研究跟踪的时间也并不长，媒介补偿在较长的时间维度上效果如何、是否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可以采取哪些预防性的措施，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Beyens et al.，2020)。媒介技术产品不断更新迭代也意味着更多样的补偿可能性，比如瑞典科学家用AI克隆去世亲人的大胆创想(叶子，2019)，写有去世亲人的回忆、性格和声音的数字克隆体或许在短期可以弥补遗憾，给人带来慰藉，但这种补偿是否潜伏着负面影响，例如不利于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和个人成长等，因而补偿长期效果值得学者进行前瞻性的思考。

3.照进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

媒介补偿的研究不应止步于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将理论落实到现实 会中将更具现实意义。当下媒介相对易于获得，使用成本也较低，媒介有望对弱势群体所短缺的资源带来补偿，比如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精神疾病患者等。

中国当前仍有近700万留守儿童(新华 ，2018)，长期的亲子分离、情感交流缺失让他们的成长发展受到阻碍，还会导致不安全的依恋，进而引发心理健康与行为问题(杨圆圆等，2012；廖传景等，2015)。分离阻碍了沟通，意味着家庭功能的发挥被阻碍，家庭本应正常给予的 会支持减少了，长此以往会降低儿童依恋的安全性(Anan & Barnett，1999；Harvey & Byrd，2000)。追踪研究发现，高频的电话联系能影响留守儿童的依恋发展轨迹，缓解亲子分离对依恋的消极影响(吴苏曼，2018)。对此，农村教育加强了信息化，建立联合学校、家庭的多媒体环境来增加留守儿童的情感体验，提高亲子沟通频率，以此补偿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带来的情感缺失。不过，地域、经济状况、儿童年龄段、家庭文化等因素都有可能对媒介补偿产生影响(杨晓军，2014)。

此外，精神疾病患者在 络中可能会展现更多的情感、增加自我表露(Walther，1996)。例如，一位患有神经纤维肿瘤的男孩将电脑作为“电子朋友”，通过在电脑上钻研编程来抵消抑郁情绪，并暂时忘却被 会孤立的处境和病痛；有心理治疗师发现，患有发育迟缓或非典型孤独症的孩子，他们通常逃避任何 会接触，却与电脑技术很合拍， 络有望帮助他们增加 会接触(Griffiths，2000)。有案例表明，将iPad“语你同行”软件作为沟通媒介进行康复训练，孤独症儿童的表达能力和 交能力有所提升(王献娜等，2016)。

残疾人群体也是值得关注并能够被媒介补偿惠及的群体。当前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约0.85亿，占中国总人口的约6.21%(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1)。相当一部分残疾人仍挣扎在贫困线上，残疾人较差的职业生存状况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互联 和 交媒体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残(障)人士在扩大 交圈、部分替代教育资本、消除性别差异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王晓峰、赵腾腾，2021)。例如，在屏幕阅读器和 交媒体语音聊天室的帮助下，视障人士可以巩固并扩展自己的 交圈、学习知识与技能，同时在 络中感到被平等对待和被尊重(Vashistha et al，2015)。因此，探究互联 和 交 站对残(障)人士的补偿作用和发生条件，可以让他们更好地适应 会、提升自身幸福感。让关于媒介补偿的研究照进现实中的真实群体，将理论成果积极应用，促进补偿的发生，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由媒介补偿，我们意识到了媒介之于一部分人的独特意义，感受到了媒介的潜能，对媒介补偿的机制和影响进行更纵深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有效地获得补偿。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6期“媒介心理学”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