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尺寸标准化程度的量化分析：以偃师商城遗址的大口尊为例

会复杂化与文明进程的研究离不开手工业专业化的讨论[1]。手工业专业化是 会分工和 会分化的必然产物，是早期国家的突出特征，同时也是复杂 会政治经济的核心要素[2]。手工业专业化与文明起源关系的讨论在考古学研究中已屡见不鲜，但对于专业化生产的形式、程度与实现方式的研究仍有待深入。近年来手工业专业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专业化生产的判定，其次是专业化生产所依凭的生产组织模式。在考古学的研究实践中，常从三个方面论证专业化生产的出现，首先是大规模生产设施的出现，如手工业作坊遗存；其次是产品交换和消费方式的讨论；其三是对产品的物理、化学性质，器物风格特征及尺寸的标准化程度分析[3]。专业化生产（specialized production）同规模化生产（mass production）与高效率生产（high-rate production）紧密联系，并经常相互验证。较之家庭式的非专业生产，依托于作坊的大规模、高效率的专业化生产更易出现产品普遍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与同质性（homogeneity），使产品在原料、成型技术、风格特征与外形尺寸等方面表现出较小的差异和变化。由此，产品标准化程度的高低也随之成为判定专业化生产存在与否与程度深浅的标尺。

陶器生产的专业化常依据陶器的原料配方、成型工艺、装饰和尺寸等因素的标准化程度来判断[4]。其中，原料配方的检验需使用诸如X射线荧光光谱、中子活化、拉曼光谱、红外光谱、岩相等科技分析手段对胎体的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等信息进行提取，对设备和技术的要求较高。而陶器成型工艺、装饰及尺寸的标准化程度分析对设备的要求低且操作简单，适用范围更广。特别是陶器尺寸标准化程度的量化分析，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流程，并已在民族学和考古学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讨论，适合作为一种常态化的陶器研究方法进行推广[5]。

陶器尺寸的标准化程度分析是通过测量陶器口部、底部、器高等关键部位的尺寸，统计其各自的平均值、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简称SD）和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简称CV），以此为依据讨论陶器各部位尺寸的数据离散程度，从而对陶器的标准化程度进行度量。与此同时，通过T检验、非参数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判断不同陶器组在尺寸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而对陶器群的标准化程度进行综合考量，并为陶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生产效率、组织模式等问题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6]。以陶器尺寸的标准化程度为依据，易于形成可量化的评价体系和参考标准，便于相同遗址内部及不同遗址之间的陶器群的对比研究。由于考古遗址的陶器遗存年代跨度大，出土背景复杂，容易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出现较大的误差，因此，需重视样品的选择与分组统计方式，下文以叙利亚雷兰遗址和偃师商城为例，详细阐述。

一?叙利亚雷兰遗址陶器群的标准化程度分析

西方学者较早开展了陶器尺寸标准化的考古学案例研究与民族学调查，基于内容简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使用民族学材料，在可控的前提下，对特定陶工群体的产品尺寸数据进行测量与统计，结合陶工个人背景与陶器生产组织模式，对陶器尺寸数据的CV值进行分析与阐释[7]；第二类基于考古出土的陶器材料，使用陶器各部位尺寸的CV值对遗址的陶器标准化程度进行判断，进而对生产的效率、强度、规模和专业化程度进行分析，如下文具体介绍的叙利亚雷兰遗址的陶器考古研究。一般而言，多使用民族学材料建立变异系数值与陶器尺寸标准化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以期实现对考古遗址陶器遗存变异系数统计结果的合理阐释。下文以布莱克曼（M. James Blackman）教授等人对叙利亚雷兰遗址出土的一批陶碗的研究为例，介绍基于陶器成型技术、物相、化学成分与尺寸诸因素的陶器标准化程度的综合研究方法[8]。

雷兰遗址位于哈布尔河上游地区，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发展成为两河流域北部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9]。以雷兰遗址Ⅱb期（2500-2200 BCE）的代表器类绿色敞口薄唇陶碗（open-simple-rim fine-ware bowl）为研究对象，对来自遗址生产区和生活区的两批陶碗进行对比研究。其中，生产区陶碗出自作业三区，为四叠黏连在一起的残次陶器，整体器身保存较完好，未出现扭曲、膨胀及下陷等情况，为一次烧造活动的残品（下文简称为残次陶碗）；生活区的陶碗来自作业四区，此区域发现的陶碗已进入使用环节（下文简称为生活区陶碗）。

首先对陶碗的成型过程进行讨论。通过胎体薄片的岩相观察，发现陶胎内部极少存在粒径大于75微米的颗粒，较之附近可供使用的陶土资源，胎体原料明显进行了仔细的筛选和预处理。陶碗拉坯成型，经轮修与器表抹平后使用叠烧法烧成。生产区与生活区的陶碗采用了相同的生产流程，既体现出工匠精湛的技术水平，也说明此期陶碗的生产已经进入了规模化生产阶段。随后使用中子活化分析（INAA）对18件残次陶碗和22件生活区陶碗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排除统计误差后，计算各元素的CV值，用于组内与组间对比。其中，残次陶碗组胎体中的25种元素的CV值均小于1%，表现出极为同质化的元素组成。生活区陶碗组的各元素CV值为残次组的3-5倍，说明组内陶碗的化学成分存在较大差异。另外，生活区组中发现了2件非本地生产的陶碗，化学成分与其余陶碗差异巨大。虽然两组陶碗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但所有陶碗仍属于相同的化学成分组，残次组的元素含量变化区间落于生活区组的范围之内。最后统计陶碗各部位尺寸的CV值及F值，对器身尺寸的标准化程度进行描述和评估。CV值可反映陶碗尺寸的变异程度，F值则用于检验组内与组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尺寸差异。由于口径是唯一可在所有残次陶碗上获取的数据，因此以23件残次陶碗及66件生活区陶碗的口径为研究对象，计算各自的CV值。统计结果发现，残次陶碗的CV值均小于10%，而生活区陶碗的口径CV值为18.85%，远大于残次组。与此同时，F值也显示出生活区组内存在较大的尺寸差异。但就尺寸本身而言，残次组的陶碗尺寸依旧处于生活区组的数据变化范围之内。

由上可知，对考古遗址陶器资料进行标准化程度研究时，首先需要从多角度，如原料配方、成型技术、器身尺寸等方面共同验证，同时也应注意累积效应所带来的影响。陶器群的时间跨度、遗址附近的陶土资源、不同陶工所使用的配方和技术的差异、生产组织的集中化程度、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遗址的行政管理模式等因素皆会影响陶器的标准化程度，实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偃师商城遗址大口尊尺寸标准化程度分析

诸多考古学与民族学实践已证明，以变异系数为核心的陶器尺寸描述统计可用于陶器标准化程度的判断，同时为陶器生产的规模、效率及专业化程度提供判断依据。标准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需要两组及以上的陶器群的对比研究[12]。通过雷兰遗址的研究案例可知，陶器的出土背景对数据统计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那么此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应如何选择合适的陶器遗存与分组标准进行标准化程度分析，下文试以偃师商城遗址大口尊为例展开深入讨论。

偃师商城遗址存在明显的功能分区，城址东北部已确认了以生产日用陶器为主的制陶作坊区（Ⅳ区），在商城的中南部分布着宫城（J1），两区域的使用群体及功能规划截然不同，从而带来了陶器器类、器形与尺寸上的较大差异。作坊区的主要产品是盆、鬲和大口尊，其中，大口尊的制作难度最大，但在偃师商城存续期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技术风格，是此期制陶手工业技术的典型代表。

2018年,中国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在文物调查中统计了158件大口尊完整器及典型残片的尺寸数据，其中口径的数据量最为丰富，也最能反映大口尊的整体尺寸，适合作为尺寸标准化程度度量的首要依据[13]。下文将以大口尊口径为主要分析对象，使用SPSS26.0软件对不同出土地点的大口尊的口径数据进行描述统计，使用平均值、标准差与变异系数研究各区域大口尊（及残片）尺寸上的共性与特性，讨论大口尊的标准化程度，比对作坊区与宫城的大口尊使用情况，从而对偃师商城大口尊消费情况及消费群体进行讨论。文物调查统计的158件大口尊中，155件具备口径数据，口径平均值为36厘米，尺寸变化范围为18-55厘米（表一）。制陶作坊区（下文使用Ⅳ区代称）及宫城出土的大口尊（及残片）数量最多，分别为66件及51件，下文以此两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

所涉及的区域中，除去未知地点的13件大口尊，宫城大口尊口径表现出平均尺寸大且尺寸变化范围大的特点，说明宫城居住者所使用的大口尊尺寸普遍偏大，且尺寸更加多样化。Ⅳ区绝大多数大口尊的口径集中于30-35厘米，口径变化范围小，但需特别注意的是，Ⅳ区是存在最多异常值的区域，侧面反映出除主要生产的30-35厘米口径大口尊外，还存在小型与大型两类特殊大口尊产品（图一）。考虑到大口尊是制陶作坊的主要产品之一，且此区大口尊的口径皆在宫城大口尊的尺寸变化范围内，可推知Ⅳ区发现的异常尺寸大口尊应供应于宫城及其附近的居民使用，这同雷兰遗址的情况十分类似（表一）。作坊区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集中在宫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从侧面验证了陶器分配关系的存在，同时也指向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存在[14]。

为了确认宫城与Ⅳ区之间的差异，对两区域的大口尊口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由于莱文方差等同性检验的显著性小于0.05，不满足方差齐性，使用不假定等方差数据，显著性小于0.05，拒绝零假设，说明Ⅳ区和宫殿区的大口尊口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由于两区域的大口尊口径数据不满足方差齐性的要求，使用非参数检验中的双独立样本检验再次验证两组间差异的存在。以大口尊口径为因变量，以Ⅳ区及宫城为分组变量，使用曼-惠特尼U检验法及柯尔莫戈洛-斯米诺夫Z检验法对两组数据进行检验。曼-惠特尼U检验和柯尔莫戈洛-斯米诺夫Z检验的统计量中，渐近显著性均小于显著性水平，再次验证两区的大口尊口径尺寸存在显著性差异（表二）。仅从尺寸上看，J1、J2、Ⅶ区的大口尊尺寸明显较大，存在35厘米及以上口径的大口尊，而其他区域大口尊的口径相对较小。从位置上看，J1、J2、Ⅶ区位于宫城及其南部，而其他统计区域位于宫城北部[15]。偃师商城功能区的南北划分同大口尊尺寸分布相对应，此现象的出现应源于两区域的居住人群在 会等级和 会职能上存在较大差异，尺寸大的大口尊集中发现于偃师商城等级较高的区域。

大口尊的口径、厚度、底径、通高的CV值皆远高于10%，同偃师商城制陶作坊所表现出的规模化、专业化的陶器生产模式不符（表三）[16]。但若将作坊区和宫城的大口尊分开统计，作坊区的变异系数下降为9.62%，远低于宫城的26.85%，基本满足专业化生产中产品标准化程度要求（表四）[17]。作坊区大口尊的标准化程度远高于消费区，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宫城大口尊的年代跨度更广，基本涵盖了偃师商城的全部时段，而Ⅳ区绝大多数大口尊集中在3-5段。其次，宫城大口尊的产地不局限于作坊区，宫城附近可能也存在制陶点[18]。由此可见，对遗址陶器的标准化程度进行分析时，陶器生产区的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产品的真实情况，在对陶器进行分组统计时，需将生产区与消费区的陶器分别计算。

此外，即便在同一技术体系中，陶工的个体差异、陶器的生产时间等因素也会带来陶器尺寸的差异，对时间跨度大，由多次生产活动所制作的陶器遗存进行统计分析时，容易出现较大的CV值[19]。偃师商城的时间跨越约200年，可分为三期7段，陶器主要集中在3段至6段[20]。我们统计了《偃师商城（第一卷）》中公布的34件主要出土于Ⅳ区且时代明确的大口尊，发现整体变异系数为9.26%，若以时段为依据进行分组统计，4段与5段大口尊口径的变异系数分别为3.17%与7.08%，已完全符合卢克斯（Valentine Roux）教授所提出的大规模高效率专业化陶器生产中的产品标准化程度要求（表四）[21]。此外，若将分组变量纳入变异系数的汇总统计中，CV值将降低为8.8%[22]。偃师商城制陶作坊在3段时兴起，4至5段时兴盛，6段时逐渐废弃[23]，作坊的兴衰过程同大口尊尺寸CV值的变化趋势相吻合，此对应关系的出现既说明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同作坊的组织模式息息相关，同时也为今后讨论手工业作坊的历时性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陶器的时间跨度过大容易带来统计误差，同时易受到累积效应的影响，对陶器尺寸进行标准化度量之前，需要细化样品的时间跨度和出土地点，尽量选择生产区特定时段的同类产品进行变异系数的统计。

一般而言，同一工匠在生产相同器类时，尺寸大的陶器由于制作难度高，尺寸的变异系数会偏大[24]。以5厘米为间隔将大口尊口径分为八类，分别统计其变异系数，结果发现尺寸越大的大口尊反而标准化程度越高。口径在40厘米以上的大口尊经校正后的CV值皆在2%-3%之间，标准化程度最高，而口径小于30厘米的大口尊的校正CV值最大，皆大于5.5%（表四）。由此推知，尺寸小于30厘米的大口尊与尺寸大于40厘米的大口尊可能由技术水平不同的工匠群体分别制作[26]。大口尊的器形越大，成型和烧造工艺越难，对工匠的技术水平的要求也越高，口径在40厘米以上的大口尊应由技术水平较高的陶工制作，从而使大型大口尊的尺寸差异最小。此外，还需考虑特定消费群体对于大口尊尺寸的要求与容忍度所带来的影响。口径在40厘米以上的大口尊集中发现于宫城，使用人群等级高，对于大口尊的尺寸和质量的要求也高，从而促使工匠在生产时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保证产品的质量（图一）。由上，我们认为大口尊在二里岗时期已按尺寸至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小型大口尊，口径小于30厘米；第二类为数量最多的一类，也是制陶作坊主要生产的大口尊类别及偃师商城主要使用的大口尊类别，口径尺寸在30-40厘米之间；第三类为大型大口尊，口径大于40厘米，三类尺寸区间反映了偃师商城的消费人群对于大口尊的多样需求。在此基础上，对三类尺寸区间的大口尊重新进行分组汇总统计，结果发现，随着大口尊口径的增加，变异系数值从5.92%降低到2.49%，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既验证了分组的合理性，也反映出消费需求是促使大口尊进行标准化生产的又一重要因素（表四）。

针对出土地点、年代和尺寸进行分组统计的结果显示，以出土地点为分组依据的统计中分组，汇总统计的变异系数值同单一组别的变异系数值之间差异最大，年代分组的影响次之，尺寸分组的影响再次之。由此，在进行遗址陶器尺寸标准化程度判定时，应首要区分陶器的出土背景，这在雷兰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中得到了共同验证。

三?小结

偃师商城制陶作坊的大口尊在尺寸上表现出的高度标准化，符合作坊区陶器生产组织模式上所显示出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制陶作坊内部，不仅存在陶器成型区与烧造区的空间划分，在工匠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分工。推测当时可能针对陶器的工艺难易程度及特定消费需求，合理分配制陶技术熟练程度不同的工匠，以期实现高效率的生产，提高产品合格率，满足偃师商城各阶层的陶器需求。

中国的田野考古拥有深厚的积淀，大量史前及青铜时代遗址中多发现制陶作坊与大量种类繁多的陶器遗存。在大型遗址普遍开展聚落考古研究的背景下，基于详实的陶器器类、数量、尺寸与出土背景的统计数据，对各遗址的陶器尺寸的标准化程度进行量化分析，最后通过大量案例研究的积累，开展跨区域跨文化的对比研究，为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形式、程度与实现方式的深入讨论提供直观的数据以及具体的案例支撑。此方法的运用，既利用了田野一线长期积累的陶器遗存的数据信息，同时也为制陶手工业经济发生与发展过程的研究提供更多可供对比的材料，是一种值得尝试与讨论的研究方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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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rudence M.Rice，William Y.Adams，Joseph W.Ball，et al.“Evolution of Specialized Pottery Production:A Trial Model，”Current Anthropology，1981，22（3）:219-240；b.李新伟：《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考古学研究》，《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

[2] a.Kent V.Flannery，“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972，3:399-426；b.John Clark and W.J.Parry，“Craft Specialization and Cultural Complexity，”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1990，12:289-346.

[3] M.James Blackman，Gil J.Stein and Pamela B. Vandiver，“The Standardization Hypothesis and Ceramic Mass Production:Technological，Compositional，and Metric Indexe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at Tell Leilan，Syria，”American Antiquity，1993，58（1）:60-80.

[4]a.同[1]a；b.Melissa B. Hagstrum，“Measuring Prehistoric Ceramic Craft Specialization:A Test Case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1985，12（1）:65-75；c.Carla M.Sinopoli，“The Organization of Craft Production at Vijayanagara，South India，”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88，90（3）:580-597.

[5]国外代表性案例可参考a.William A.Longacre，Kenneth L.Kvamme&Masashi Kobayashi，“Southwestern Pottery Standardization:An Ethnoarchaeological View from the Philippines.”Kiva，1988，53（2）:101-12；b.Miriam Stark，“Ceramic Production and Community Specialization:A Kalinga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World Archaeology，1991，23:64-78。国内的代表性案例可参考的计算方式请参考c. 郭梦：《陶器标准化意味着什么？—北侯村席怀军所制陶器的标准化程度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 ，2016年。此外，在许多陶器研究文章内，尺寸的标准化分析也常作为陶器研究的内容，如d.李默然：《淅川马岭遗址仰韶早期居址和墓葬陶器的不同生产方式》，《南方文物》2019年第6期。

[6]同[5]c。在所有指标中，变异系数由于消除了测量尺度与量纲的影响，是判断标准化程度的最重要的依据。

[7][21]如卢克斯教授在印度的工作，具体参考：Valentine Roux，“Ceramic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nsity of Production:Quantifying Degrees of Specialization，”American Antiquity，2003，68（4）:768-82。

[8] 同[3]。本小节中使用的材料全部来自于Blackman教授等人的文章，下文中不再反复引用。

[9]关于雷兰遗址的发掘可参阅Harvey Weiss，Peter Akkermans，GilJ.Stein，Dominique Parayre&Robert Whiting，“1985 Excavations at Tell Leilan，Syria，”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1990，94（4）:529-81。

[10]累积效应有时称为累积模糊（accumulative blurring），会使样品整体的CV值普遍高于组内各单位的CV值，带来较大的统计误差。

[11]  G.Stein and M.James Blackman，“Pilities and Potters:Compositional and Metric Evidence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Specialized Ceramic Production in Early Complex Societ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9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Chicago，1991.

[12]  a.Cathy Lynne Costin，“Craft Specialization:Issues in De?ning，Documenting，and Explai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91，3:1-56；b.Prudence M.  Rice，“Specialization，Standardization and Diversity:A Retrospective，”In F.W.Langeand R.

L.Bishop（Eds.），The Ceramic Legacy of Anna O.Shepard. Colo: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1991:257-279；c.Dean Arnold and Alvaro Nieves.“Factors Affecting Standardization，”In George J.Bey III and ChristopherA.Pool（Eds），Ceramic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An Integrated Approach，1992:93-113.

[13]同[7]。卢克斯教授认为口径、通高和最大径是对陶器成型技术和工匠的动作习惯反应最敏感的因素，也是最能表现陶器整体形状的特征性部位。在西方的民族学与考古学陶器分析案例中，多使用口径与通高作为尺寸标准化程度的判断依据。

[14]  李新伟教授总结了Cathy Costin教授的观点，指出专业化生产与产品的生产与分配是共生的，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不会仅满足自给自足的要求，必然存在用于大范围分配和消费的产品。参见[1]b。

[15][24]中国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第一卷）》上册，科学出版 ，2013年，第14-17页。此处需注意，偃师商城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宫城及Ⅳ区，这也是造成其他区域大口尊数量较少的原因之一。

[16]偃师商城制陶作坊区的生产组织分析请见：邓玲玲、陈国梁、曹慧奇、谷飞、田苗：《偃师商城遗址制陶作坊区的产品与布局结构研究》，《江汉考古》待刊。

[17][27]施里海尔博士通过统计大量的陶器民族学调查结果，发现各地区的专业陶工所生产的陶器群的变异系数中（以口径和通高依据），62%-77%的CV值小于10%。此外，尽管一些专业工匠生产的某类陶器的变异系数高于10%，他们生产的其余器类的CV值也多低于10%。参见Kari L.Schleher，The Role of Standardization in Specialization of Ceramic Production at San Marcos Pueblo Ph.D.thesis，New Mexico: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2010:74-77。

[18]偃师商城大口尊的成型技术与成分分析请见邓玲玲、曹慧奇、田苗、陈国梁、谷飞:《偃师商城遗址大口尊的原料配方与生产消费》，《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19] 西班牙一现代专业作坊中，同一专业工匠前后两天生产的同类陶罐的尺寸变异系数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卢克斯在印度进行的民族学调查也证明陶工的技术水平和年龄对陶器尺寸的变异程度的影响很大。可参考：a.  C.Arcelin-Pradelle and F.Laubenheimer，“Une Missiond’Archeo-Ethnologie:les Ateliers de Potiers Traditionnels dans les Provinces de Valencia et de Castellen（Espagne），”Techniques et Technologies，Sources Documentaires，1982，5:27-52；b.同[7]。

[20]同[15]下册，第726-730页。

[22]同[5]a。在陶器群存在分组的情况下，为减少误差，计算分组汇总变异系数时可采用公式分别计算标准差与平均值，其中k为分组数。

[23]同[15]下册，第731页。

[24]同[7]。卢克斯教授在印度对一批专业的低效率陶工的产品统计结果显示，由同一陶工制作的三种不同的陶器的尺寸CV值各不相同，体型最大陶器的尺寸变异程度较之另外两类陶器大很多。

[25]当个案数小于25件时，使用校正后的CV值，公式为，参见T.L.Van Pool and R.D.Leonar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Archaeology（1st edition），Wiley-Blackwell，2010:55-56。

[26]Costin教授在1991年提出了标准化假设（standardization hypothesis），认为高度标准化的产品源于高效率的生产，而高效率的生产则需要通过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来实现。a.同[12]a；b.Cathy Lynne Costin.“The Use of Ethnoarchaeology for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Ceramic Produc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2000，7（4）:377-403；c.KennethL.Kvamme，Miriam T.Stark and William A.Longacre“Alternative Procedures for Assessing Standardization in Ceramic Assemblages，”American Antiquity，1996，61（1）:116-26；d.同[7]。